 不仅自由恋爱的空间明显逊色于城市，在成长可能的生长方面，乡村也无法像城市那样多种多样。这当然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可是，似乎不应该忽略身份确认这一细节。某种意义上，因为不太需要身份的确认，流动的城市可以相互免签，而乡村难逃天长日久形成的自我约束。 城镇化像精灵一样，乡村对其又爱又恨。 在我参加的一次关于城市新中心区的论坛结束前，一位年轻的创业者苦口婆心地讲述了他北漂数年后回到临朐县创业有成的故事，并且建议年轻人不必在北上广坚持，回到乡村的广阔天地照旧可以成事儿。略显滑稽的是，为了配合论坛的主题，这位年轻的创业者又表态他很有意愿也很有购买力在青岛置业安家，以脱离临朐的枯燥生活。 个性的故事并不能解决普世的问题。由于无法在北上广获得身份确认，很多人的选择就是逃离，但是，又不甘于终老在乡村，所以，一旦有可能就像上述年轻的创业者那样拾阶而上。最不需要身份确认的城市意外成为了确认身份的场地，而对身份要求苛刻的乡村反而失去了确认身份的功能。即使这样，乡村仍然具备最后庇护的功能，它是人们自我身份确认的最后方式和场地。 不过，身份的问题难以解决，城市和乡村就无法相互谅解、握手言和。 |
||
 城市不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哪一个人的，乡村却是在乡村中居住的任何一个人的。这种泾渭分明的绝对加剧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尤其对确认身份而言，城市无法配合，而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让人们对乡村确认身份的功能失去了兴趣。路径完全相反的状况出现了，城市的无法配合是因为明确的社会分工无法集众人之力确认某一个人的身份，而人们对乡村的态度又是——乡村看起来显得那么多余。 不仅无法确认他人的身份，乡村自己的身份也变得模糊起来。与城市能够生产品牌且塑造自我品牌不同，乡村里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一种稳定的松散，乡村里的生产者和加工者只是在集市上与需求者发生对话，这种一对一的价值交换带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他们无法与大宗的需求者直接对话。因此，乡村自我身份的确认就变得越来越依赖他人，依赖城市和城市经济。 |
||
 我所见过的乡村，对城市有着过度的渴望和想象。即使中国城镇化的节奏不像现在这样领先于世界，中国的乡村和中国的乡村居民也会像那位年轻的创业者那样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选择进城。 对乡村而言，进城的方式就是城镇化和购置房产，房产证顺势成了确认乡村身份的主要方式与途径。可是，一旦进城，人人都无需身份确认，因为城市不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哪一个人的。至于那些尚且无法城镇化的乡村，通过房产证确认身份的方式也被引进了，时间的善意也好，历史的际遇也罢，为了身份的确认，没有城镇化思路和规划的乡村自我从内部开始了城镇化的启动仪式。 为了身份的确认，乡村和乡村的出走者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只是希望获得如城市一样的品牌感。对乡村身份确认的评价，时装配饰公司安雅?希德玛芝的创始人安雅?希德玛芝有一句话大致吻合，她说："如果我们更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非品牌本身，或许一切更为真实可信。" |
||
 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乡村对城市生活才有过排斥和否定，"土地的高覆盖率、高密度、商业与住宅的混合"既是所持的论据，也是乡村身份确认的间接方式。不过，在中国，这种不接受和反抗太短暂了。为了获得城市的支持，或者说为了重拾身份，大部分时间里，乡村有心有意归顺城市，哪怕成为城市摊大饼时勉强可以覆盖的郊区也可以，以期获得身份的确认。 尽管文化之间可以相互救援、支持，可是，城市和乡村始终处在两条平行生长的脉络之上，它们各自被不同的理念支配，它们之间的救援也是文化矛盾的一种，有一定的乐趣，但更可能是受罪。 一定程度上，是城镇化的压迫让城市在乡村身份确认时有了发言权，归根结底，乡村一味地迎合城市而忽略自身存在的多样可能和多元价值，恐怕它的身份会越来越模糊，城市和城市经济再繁荣，乡村依然无力。 |
||
